内容提要：

　　道之为道，因之具有普遍性、整体性、永恒性、辩证性。道无色无味，不可感触，却揭示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指向历代中国人所向往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之道追求的是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从中华文化之道、马克思主义之道、两者双向奔赴且互相成就、以及“道”之所向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可能性、必然性、有机性和现实性。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这世间人类发自内心的共同渴望，也是这两大思想文化体系“道”之所向。

　　文化之道在于以文化人，而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是立足中国这片土地，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之问的过程，也是传承中国精神、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的过程。

　　中华文化之道 —— 一种文明的特征与使命

　　一个民族的文化由这个民族的人民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同时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繁衍和发展。文化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变迁而演进，它由人创造，又反过来去化人，循环往复，不断发展，这就是文化之道。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成和发展中产生了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而这种基因伴随着每一位炎黄子孙，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反映出来，再对后来者产生一定影响，代代相传。带有这种文化基因的每一个炎黄子孙无论身处何方，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标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和核心理念

　　一种文化基因之所以影响深远，跟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根本分不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鲜明品格，造就了影响深远的开放包容格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包容性品格也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能够扎根中国奠定了必要的“基因”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这种人文精神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许倬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面提到：“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与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中国文化里的人是整体的人类，也是个体的人；是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的独立的人，也是可以与天地平等对话、能够做到与天合一的人，却不是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中国的先哲们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系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高度契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当今世界之大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有识之士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厚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里检视了人类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并从哲学上深刻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观臆断，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然而，传统的未必完全适用于现代。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要完成使命，就必须与时俱进，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 马克思主义之道 —— 一种方法论的诞生与继承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继承者们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它，而是立足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的视角下，充分灵活地使用其方法论，实现对它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应用。

  •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继承者

　　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曾几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清政府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深度蒙尘，甚至被西方工业文明赶超和碾压。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尝试过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走资产阶级革命、改良道路，却终未能成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再回望那段历史，客观理性地分析走不通的原因不止一个，但肯定有一个是和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有关。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天的奴隶，更不愿做物的奴隶。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思想，是将人异化为物的奴隶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亦诞生于西方，但是它却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提供思想武器的一种先进理论。作为当时众多“主义”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经诞生就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务实的态度，促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十分之谨慎。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真正改变国人命运的理论。中国需要这样一件思想武器，可以真正转化成战斗力的思想武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十分鲜明的一项品质特征。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科学性更是为其实践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被物质力量所摧毁。然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峥嵘岁月中，实现了三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其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要义，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拜人民群众为师”、“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语句，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中深刻的民本理念。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党内不少人对苏俄模式照搬照抄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在于农村、在于农民，从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这是建立在实际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但究其根本，笔者认为是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促使其从“人”这一根本主体出发去探究问题本源，从而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亦是为了解救这些置身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离不开毛泽东思想里蕴含的另一个精神：独立自主。《周易》里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面传达的就是中国人独立之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人是具有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人，是具有独立精神且自强不息的人。也正因此，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长达28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生人民政权。而“以人为本”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民立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理念如出一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探索。这段时期为了适应实践要求，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在面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发展思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延续了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经济发展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同时也蕴含着中国古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人才选拔培养理念。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中国共产党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必须时刻保持全面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其核心仍是以人为本。

  • 双向奔赴 —— 相互契合才能互相成就

　　综上言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基因的契合性和价值的一致性，具备内蕴着结合的前提基础，应运而生着结合的实践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并运用到历史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所讲的都是探寻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从而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

  •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对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表现形式陈旧的部分加以积极改造，使其具备新时代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从而更具活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根据时代需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扩充和完善，使其更具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继承者，在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需求，不断传承、丰富和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革命文化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关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引导作用，也正在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吸收国内外文化的有益成果，反映人民群众的时代需求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应对时代变化，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提炼而出，同时又很好地指导社会实践的优秀文化。由于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际成果。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也能够实现现代化。

  •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片东方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自身的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及根本的人民立场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创新实践，在证明马克思主义行的同时，更加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扎根中国大地的一种创新实践，是一个过程，需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这一发展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中国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可行性、必然性及其现实性。然而，既然是一个过程，就意味着要继续探索，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更加契合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好破解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课题的关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崛起所遭遇的种种障碍和阻力，我们需要向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要智慧。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想要扎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开花结果，也需要向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之根脉要营养。同时，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和精神纽带，比其它任何一种精神力量都更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和任务。也只有这样，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进一步被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变成可以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 双向奔赴进而互相成就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实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源泉，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自身。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其诞生的初衷不是为了创造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它所要解决的是全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而言，它是要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停留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论中或者书本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当作现成的公式去任意套用，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为了保持活力，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播撒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就需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尤其是这其中的精华部分。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对其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章开篇讲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这一古老文明的绝对优势和突出特点，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其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想要重新焕发光彩，不得不做出某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帮助其实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赶上时代步伐。比如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对于稳定封建社会统治有一定帮助作用，但是对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却又有比较大的阻碍作用。其中“仁”的思想是为核心，应该积极发扬；但其中充斥的严重的等级观念就需要客观区别对待。那么，如何做到客观呢？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就十分适合用来破除儒家思想中糟粕部分的束缚。

  • 道之所向 —— 驶向大同社会和理想生活

　　《周易》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论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广博，其书籍呈现和具体理论观点更多属于器的层面。我们只有从道的层面去进行剖析，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驶向光明的彼岸。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指向中国人传统思想中最后理想社会，或者说理想中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即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的社会制度。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体现了中国人以“天下体系”描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秩序想象与“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国际秩序观。中国人的天下秩序观起源于荀子所谓的“群体合作”，是民胞物与的天下大同；是康有为所展望的“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和”的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内政外交之中。“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文化智慧。和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殷殷期望，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关切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 马克思主义之道关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指人们看待所生活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解决的是如何看的问题；方法论是指人们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应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在于其发现并遵守这一规律。从这个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有道统的。而道是相通的。

　　董振华在《问道马克思》中提出：“任何一个政治理论体系都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其价值，也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这决定着其本质和灵魂；另一个是其逻辑，也就是它如何论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决定着其特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它的逻辑就是唯物辩证法，价值和逻辑共同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人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必然会导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第二个结合”道之所向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之为道，因之具有普遍性、永恒性、运动性和辩证性。道无色无味，不可感触，却揭示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本质和规律。对美好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是这世间人类发自内心的共同渴望。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孜孜不倦地寻求通往共同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们的渴望只是一种空想；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而科学论证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时候，中国古代先哲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也就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结合、相互成就，必将造就一个新的有机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一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的。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立足中国大地，必将成就中华现代文明。中华现代文明将是一种更符合“大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大道”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自由发展的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守望相助、和美与共的道。

　　马克思主义之道追求全体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指向和美与共的人类理想社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在中国这片古老又现代的土地上，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上下求索、不懈奋斗，相信我们终究抵达理想的彼岸，构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寻得真正的幸福生活。

　　作者：雷东亚

　　审核：林兰苹

　　编辑：姚丹